柳下风 | 名同实异的三种《琅嬛文集》
名为“琅嬛文集”的张岱作品集有三，而所指互有异同。如果不清楚“琅嬛文集”名下相关版本之存录作品的实际，有关《琅嬛文集》的讨论均将失其基础，而令有心的读者心生疑惑。
明清之际的张岱同中晚唐之李商隐、遭逢靖康之变的李清照，以及清代之纳兰性德，颇有可类比之处。他们的身世都令人颇可感怀，在创作上又有堪称不朽的作品行世，这是从作者本人、作品本身来看的。另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共同点是，他们在今天都拥有专业研究者之外的一大批读者“粉丝”。张岱一生创作颇丰，爱好颇富，中道遭逢家国乱离，有很多内容可供文人感慨清谈。张岱的作品除了最负盛名的散文小品“二《梦》”（《陶庵梦忆》、《西湖梦寻》）之外，其本人最为看重的可能是明史巨册《石匮书》（含《后集》），而从研究者角度来讲，最具参考价值的当属张岱生前亲自编定的诗文别集——《琅嬛文集》，也即本文将要集中谈到的话题。
首先得稍作解题。本文遥承《文汇报》2010年10月10日刊登的栾保群先生《〈琅嬛文集〉探疑》（下简称《探疑》）一文而起，该文题中之“疑”事实上针对的是黄裳先生旧藏的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。栾保群先生对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的真伪表示怀疑，公开发表的文章并不止此一篇，除了上文所及的《探疑》外，还有当年较早时候（8月22日）同样发表于《文汇报》的《从〈景清刺〉看〈琅嬛文集〉手稿本》（下简称《看手稿本》）一文，这篇才称得上是首发。栾保群先生首发之文刊登后，黄裳先生于9月10日在《文汇报》发表《关于〈琅嬛文集〉》一文作为回应。此后未见再有对话，而黄裳先生已于2012年9月仙逝，栾氏提出的疑问最终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时隔四年有余，刚刚过去的2014年11月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本《张岱诗文集》出版，整理者夏咸淳先生对张岱诗文重新辑校，其所作《前言》及书中校补文字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，或许有助于化解栾氏之疑。
闲话少叙。关于《琅嬛文集》，简而言之，有以下三个核心问题，此为解疑之关键。现就这三个问题分别展开说明。
一、黄裳旧藏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，实有诗无文
前揭栾保群先生《探疑》一文，以其行文为顺，分别提到张岱作品《五异人传》、《琅嬛福地记》、《戏册穰侯制》、《祭少师朱恒岳公文》、《与何紫翔》、《老饕集序》、《茶史序》、《历眼书序》、《合采牌序》、《迎一金和尚启》、《紫袍玉带砚铭》，凡11篇，涉文类有传、记、制、祭文、书牍、序、启、铭，均为张岱之文，无一及诗。由于栾保群先生深疑黄裳先生旧藏之手稿本之真伪，所以提出希望黄裳先生针对上述11篇文章中的疑义处据手稿本对校，以为只有如此，才能“立判是非”。
但事实上，黄裳先生肯定是无法完成对校工作的。盖无论主观如何，这在客观上是无法实现的事情，因为他手中的手稿本只有诗，没有文，原本就是不全的。黄裳先生自1951年初得《琅嬛文集》手稿后，前后作跋多篇，后汇成一文，为《张岱<琅嬛文集>跋》，最早收入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（北京）1985年版《银鱼集》（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据以再版）。后来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《黄裳书话》亦收录此文，本文所涉此跋即据此。该跋明确指出“原订一册，止于五言律，疑非全书”（第137页），“可能是个残本”（第139页）。对该本的内容则记录为“右凡五卷。自古乐府至五言律，通得诗三百又五章”（第137页），后又续补云：“以诗体分卷，每卷前有大题，不书卷数。”（第138页）明确表示该本中只有诗而无文。此外，今据增订本《张岱诗文集》整理者夏咸淳先生所作《前言》所述，此次整理张岱诗集部分即据黄裳先生所藏手稿本校补。夏咸淳先生亲见此手稿本，据以钞录，他在描述此本特征时说：“首叶第一行上题书名‘琅嬛文集’……虽名‘文集’，实有诗无文。”
栾保群先生对黄裳先生的《张岱〈琅嬛文集〉跋》有所关注，因为他的《看手稿本》一文曾说及撰写该文的缘起：“这件公案的重新提起，乃在1981年黄裳先生写的《张岱〈琅嬛文集〉跋》一文中。”但该文似乎只关注到有关古乐府《景清刺》一首的异文而忽略了版本的关键信息，如果栾保群先生细读了该跋后面对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的版本描述，大约便不会提出对校上述各文的要求了。
二、清光绪刻本《琅嬛文集》，实有文无诗
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虽然有诗无文，但并不意味着今天流传存世的张岱作品也是残缺如此。首先张岱文集亦有单行刻本，现在比较常见的是清光绪三年（1877）由王惠、王介臣父子刊于贵州的《琅嬛文集》。这个本子也正是栾保群先生据以为重的版本。先后由故宫出版社、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注本《嫏嬛文集》（按：今可见《琅嬛文集》各本原本均题作“瑯嬛文集”，无作“嫏嬛文集”者，本文用简体通行汉字，作“琅嬛文集”）和点校本《琅嬛文集》，前者繁体直排，后者简体横排，均由栾保群先生担纲整理工作，二书《前言》除了最后一段外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，视其版本说明似即以光绪刻本《琅嬛文集》为底本。二书除收了张岱的“乐府”与“词”外，均只收张岱之文而不及其他诗歌创作。此光绪刻本《琅嬛文集》实有文无诗是非常明确的。
事实上，黄裳先生在《张岱〈琅嬛文集〉跋》一文中对此事也有交待：“这个诗集稿本收‘古乐府’、‘四言古’、‘五言古’、‘七言古’、‘五言律’诸体诗……只有‘古乐府’部分曾刻入《琅嬛文集》。”（第139页）黄裳先生这里提到的《琅嬛文集》指的是1935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《中国文学珍本丛书》本《琅嬛文集》，正是刘大杰（据说）“据光绪刻本标点排印的”（第139页）。增订本《张岱诗文集》前言述此光绪刻本云“乐府与词例当置于诗集，不应收入文集”（第30页），正反向说明光绪刻本将二体作品收入文集之中。
栾保群先生在《探疑》之文中，非常希望黄裳先生能据其所藏的手稿本加以对校现存的张岱之文。其执意对校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忽略了黄裳先生旧跋对手稿的描述，还有一个原因是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与栾氏所见《琅嬛文集》在诗文编排上存在的差异对其有所误导。栾氏首发的怀疑之文《看手稿本》中所提到的古乐府《景清刺》一首（并序），在黄裳先生旧藏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恰有收录，且有书影面世（参黄裳《劫余古艳》，大象出版社2008年）。而栾保群先生看到了《景清刺》书影，却无法见到手稿本全部真身，又似没有注意到黄裳所作旧跋有关手稿的描述，自然于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实际的作品收录情况无所了解，其仅见手稿本有《景清刺》一首，以为此首作为古乐府收入他手中“有文无诗”的光绪刻本《琅嬛文集》之中，那么黄裳先生所藏的收有“乐府”一体的手稿本理应包括张岱的所有文章。在此前提下，他认为如果能将手稿本与现行文集加以对校，所有文字上的疑惑自当迎刃而解。可惜的是，实际上手稿本与栾氏所见的版本只在“乐府”一体作品上存在重合，无法据以对校。应该说这个思路本身合乎逻辑，并不为错，只是所得信息不全，以致指向有误。
三、钞稿本《琅嬛文集》，诗文合编
除了手稿本中的诗和光绪刻本中的文外，张岱生前即曾编定诗文合集，倩人抄写成编，是书版心亦题“琅嬛文集”，而诗、文之集各有专名，其中诗集名《张子诗粃》，文集名《张子文粃》。这一点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本《张岱诗文集》书前所收的书影明白可见。据夏咸淳先生说，今藏于国家图书馆的钞稿本《琅嬛文集》是“迄今所见最早也是唯一的诗文合璧”（增订本《张岱诗文集》前言，第29页）。其与有诗无文的黄裳先生旧藏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，以及有文无诗的栾保群先生所依据的清光绪刻本《琅嬛文集》，名同而实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本中的《张子诗粃》也是不收“乐府”与“词”的，而被置于《张子文粃》。也就是说，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、清光绪刻本《琅嬛文集》和钞稿本《琅嬛文集·张子文粃》都收了“乐府”一体的作品，“乐府”是这三个本子在收取张岱诗文方面的交集。
至此可知，名为“琅嬛文集”的张岱作品集有三，而所指互有异同。如果不清楚统摄于“琅嬛文集”这一名目之下相关版本之存录作品的实际，有关《琅嬛文集》的讨论均将失其基础，而令有心的读者心生疑惑。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出的增订本沿用初版旧名，仍为“张岱诗文集”，而未直接采用“琅嬛文集”，其中大概有此集各本名同实异、易致混淆的考量吧。
回头再看栾保群先生对黄裳先生旧藏手稿《琅嬛文集》真伪的怀疑。其《看手稿本》一文对黄裳旧藏手稿有如下疑问：“原来在1951年，黄裳先生在书肆得到一部《琅嬛文集》，当时即写跋语云……并言与前日所得张岱《史阙》六帙，‘所用纸与此册全同，写手亦同一人。是同为手迹，可无疑义’……但张岱的墨迹是怎么样的，当时有无比照的资料？如没有，或资料不足，那就很难断定这两部书就是他的手稿。这是此后很多人的想法。但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，如果大家都没有张岱的手迹，那凭什么就说这两部书不是张岱手稿呢？”虽然“反过来说”的说法似有诛心之嫌，但如前文所及，其思路同样没错。
黄裳先生在其回应文章《关于〈琅嬛文集〉》中开头即说“其实《八千卷楼书目》也只说是抄本，未定为手稿。是否手稿，也没有什么大关系，反正没有送到拍卖场上去，是否手稿关系不大，读者见仁见智，大可任意评说”，语气似缓，实则以退为进，心中早有判断：其收藏的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为张岱手迹无疑。因为接下来黄裳先生就列举了三条依据：一是重申此手稿本与此前所得之张岱《史阙》手稿笔迹相同。二是现在所存的张岱《四书遇》有书眉夹签及张岱手书“寿王白岳八十”诗是公认的张岱手迹样本，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与之笔迹相同。三是黄裳先生公布的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三页有关《景清刺》的书影清晰可见反覆修改的状况，可证确为手稿之形态。
笔者认为，黄裳先生先后将张岱之手稿《琅嬛文集》与《史阙》二书收入书笥，又为藏书大家，经眼善本无数，今亲眼所见，当非虚言。其将公认的《四书遇》所附的张岱手书作为判断的样本，是有说服力的。也可能是这个原因，栾保群先生在接下来回应黄裳先生此文时（即《探疑》一文），不再针对手稿笔迹无所佐证的事情，而是针对具体文章在文字上的可疑之处，提出希望对校的主张。
今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本《张岱诗文集》，又可为黄裳先生的判断添一佐证。夏咸淳先生在搜罗考证张岱存佚作品过程中，采用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手稿本《张岱评东坡和陶集》，该本有张岱手批的朱笔圈点、眉批、夹评及行间粘贴之校记，这些手批附件与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笔致相同。增订本诗文集书前所收“上海图书馆藏《张岱评东坡和陶集》书影”有眉批一则，比照同书所收“黄裳旧藏手稿本《琅嬛文集》书影”，行笔之间确有高度相似之处。夏咸淳先生于黄裳先生处亲见诗歌部分的手稿，且据以手抄过录，又研究张岱其及其作品版本多年，当非妄断。
黄裳先生一生收书藏书，实为爱书之人，又深好张岱之文，生前不愿看到所藏的张岱手稿《琅嬛文集》等书付诸影印，担心“一付印人，将失旧样”，“而今日装治好手更无其人也”（《关于〈琅嬛文集〉》）。此情可解。幸黄裳先生慨允夏咸淳先生借阅，“不见一点吝惜之色”（增订本《张岱诗文集·前言》，第34页），而夏咸淳先生不辞辛劳，将其手抄过录，据以校订张岱诗文，使我们可领略其手稿所存诗作与《张子诗粃》的微妙异同，差可满足读者长期以来的愿望。黄裳先生生前未及见到据手稿增订校补的《张岱诗文集》的面世，是为一憾，今书既成，其行实已润泽后人，世人可不永怀感念？
本文主要针对《琅嬛文集》之名实展开必要说明，至于栾保群先生由怀疑出发，提出张岱诸文及《景清刺》一首有颇可怀疑的文字，实非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。一则黄裳先生为散文大家，文笔灵动，“真积力久，自然厚重深刻，且能‘化堆垛为烟云’（钱锺书先生评语）”（参见顾农《三读黄裳》，载《中华读书报》2012年9月22日），笔者岂敢妄自续貂，代为回应？二则版本校勘实为专门之学，非广见诸本，不敢随便决断，自有专家为之。不过不妨说一下笔者个人的看法：栾保群先生所及诸项怀疑，既有不乏明断者，也有可商榷者。明断者如认为通行本存在不少错误和可疑之处，如《老饕集序》“我兴”中似缺字，《茶史序》“余时在武陵”，“武陵”当为“武林”之误，这些都是非常有道理的；可商榷之处，如提到《余若水先生传》有“我大清兵”之文，《琅嬛福地记》“毫无才气”且有抄袭之嫌，以为事关张岱之人品、文品。笔者以为版本的问题应交由版本校勘来解决，人品与文品则属题外之义，实可见仁见智。今查上海古籍出版社增订本《张岱诗文集》，参考其版本说明和校订文字，这些问题大部分可据以解决，或可权作解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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